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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安全感递升,但城里人不如乡下人

报告出处:零点指标数据网  发布日期:2004年04月28日 08:42

报告类别:调查报告
行业分类:经济
调查地点:京沪穗等7个大中城市、河北与浙江等7省的小城镇及农村地区
调查时间:2003年10月
样本数量:3968
样本情况:16岁以上的当地居民
调查机构:零点指标数据网与零点调查
报告来源:零点指标数据网

报告内容:

  在中国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关注中国社会经济繁荣背后的不稳定因素。2003年中国居民对于社会治安感的总体评价较好,但城市居民的安全感相对较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对社会治安的评价差强人意,人口流动给社会治安带来一定影响。

  该项调查结果来自零点指标数据网与零点调查合作于2003年10月利用最新完善的“零点居民生活指数”指标体系(包括三项综合指标和二十三项分项指标)完成的《2003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城镇地区)和整群抽样方式(农村地区),在全国京沪穗等7个大中城市、河北与浙江等7省的小城镇及农村地区中对3968名16岁以上的当地居民进行的入户访问,其中城市居民为1866人,县内的小城镇及农村居民为2102人。数据结果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处理,在95%的置信度下本次调查的抽样误差为±1.75%。

公众社会治安感递升,治理信心增强

  本年度中国居民对社会治安的评价分值为3.68分,介于“一般”和“比较好”之间,偏向于“比较好”,与2002年相比有较大提升(3.55分)。在“零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指标体系的所有二十三项指标中,此项指标对于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具有较强影响力(在影响力排名中居第8位),获得的满意度评价较好(在满意度分值排名中居第11位)。与2002年相比,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治安感均有提升。

 

  如果用不同群体中“高安全感人群”比例和“低安全感人群”比例之比来体现各群体的治安安全感,城镇居民中安全感最强的是16-25岁的青少年人群(76.9%:12.4%),安全感最弱的是56-60岁的老年人群体(66.1%:19.5%)。从学历差异来看,城镇居民中安全感最强的是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群(74.3%:12.4%),安全感最弱的是大专学历者(67.1%:15.9%)。女性居民比男性居民的安全感低。不同职业和收入的城镇居民的安全感没有显著差异。

  农村居民中的年龄差异是,56-60岁的老年人群体安全感最强(85.5%:6.9%),安全感最弱的是26-35岁的中青年人群(75.4%:16.1%)。此外,农村居民中还呈现学历越高,安全感越强的大致趋势。从职业差异来看,农村居民中的本地投资者的安全感最强(87.4%:5.5%),而外地务工者的安全感最弱(67.4%:20.8%)。农村居民中还呈现收入越高,安全感越强的大致趋势。

  2003年居民对于搞好社会治安的信心较去年增强。在居民对政府管理的各项社会事务的评价中,搞好社会治安的信心度在近两年均高于居民同期对就业、社会风气和廉政建设等其它社会事务的信心度。

 

城市居民治安感不强,流动人口问题引发思考

  零点指标数据网与零点调查合作的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连续性调查结果显示,自1999年以来,社会治安一直是中国城市居民最关注的十大社会问题之一。

 

  从连续几次年度调查结果来看,城市居民对于治安安全的满意度分值自2000年来来呈增长趋势(3.31分-3.40分-3.43分-3.54分)。2003年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在社会治安安全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居民中高安全感人群与低安全感人群的比例之比最低(65.3%:17.1%)。这表明,城市居民的社会治安感最弱。

 

  进一步分析显示,城市居民中低安全感人群特征为:二线城市居民、女性、老年人、低收入者和下岗无业人群。弱势群体可支配的资源和获得的社会支持相对有限,他们对于社会治安现状的不满值得关注。

  近年来,城市中由流动人口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日显突出。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影响的评价与市民的治安安全感有较强的相关性。认为流动人口给自己的社区带来“有利的影响”的市民的治安安全感更高(76.2% : 10.1%);认为流动人口给自己的社区带来“不利的影响”的市民的安全感更低(57.4% : 28.1%)。

 

  社会学家用相对剥夺论(Relative Deprivation)来为流动人口犯罪提供一种社会学解释。剩余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之后,社会财富的非均衡分配和较富裕的参照环境使流动人口产生相对贫穷感(甚至是强烈的被歧视感),这比绝对贫穷更易促使犯罪行为的发生。有关研究已经发现一些相对经济指标(如基尼系数)与罪案率的相关性,即当基尼系数愈大,弱势群体的相对丧失感愈强,犯罪就成为他们的一种社会性自卫和社会报复。这些零星发生的“能量积累型”事件若未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就可能会放大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通过对促使犯罪产生的社会环境加以改良,使社会发展更均衡更公平,使社会矛盾弱化,社会风气改善,可以预防和控制犯罪。

  有人说,老百姓的心态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对普通居民的安全感的量化研究有利于为政策制定者和司法实施者提供参考。在中国的经济上升时期,居安思危的意识尤为重要。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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