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业大裁员背后
报告类别:调查报告
行业分类:管理
调查时间:2004年7月
调查机构:计算机世界
报告来源:中国青年报
报告内容:
2004年7月中旬,一篇有关“金蝶裁员”的消息在网络上流传,引起业界关注。
从另外渠道获悉,浪潮软件最近也正在进行裁员。但是,无论是金蝶还是浪潮软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避讳谈“裁员”二字,他们承认公司在围绕战略规划进行调整,调整中“会涉及到相关人员的调整”。
据了解,调整在软件企业中不是个别现象,而且人员调整也只是调整中的一环。4月份,原联想软件设计中心独立成为联想利泰软件公司,人员由鼎盛时期的450人调整为现在的180人。上地开拓路7号的先锋大厦,原来1到5层全部是联想软件设计中心的地盘,而现在,只剩下孤零零的四层。
日子不好过
“今年国家宏观调控对软件业,特别是行业软件的影响是明显的,一些‘金’字头项目很多都停了。”
一正在进行裁员的公司的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该公司裁员的主要原因来自市场的变化。
今年银行紧缩信贷让很多项目都断了资金来源。“项目进行了一半,设备也都进来了。但没有了贷款,这些项目说停也就停下了。”一家浙江民企的负责人说。资金吃紧的部分企业用户可能更需要将钱用在刀刃上,而削减原定的IT预算。这位民营负责人认为,IT项目是战略性投资,对企业来讲,眼前比未来更迫切。
本来已经面临利润下滑困境的软件企业今年又增加了新的挑战,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到部分软件企业。一方面,在市场需求方面,出现了暂时性的放缓。“对一些以政策性项目为主的中小软件企业来讲,是考验其生存能力的时候。”浪潮通软总裁王兴山认为,而对以企业为主的ERP厂商则影响不大,民营、外资、集团的信息化势头依然强烈。
另一方面,银根紧缩政策使一些软件企业遭遇“贫血”危机。“很多企业基本就靠吃一单活一单,很少有现金充足的情况。”
“那些靠银行借贷过日子的的中小软件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已经断炊。”一位业内人士说,他还提到西南某电力公司原定于今年4月启动的5千万的软件项目延期,拖跨了一家开发实力相当不错的软件公司。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也认为中小软件企业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强调,从宏观面上讲,国家政策对软件企业是扶植而不是限制,但资本和现金的压力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两三年前就已经发生了。
国家宏观调控、紧缩银根政策对软件企业的影响再次暴露了软件企业还很脆弱,同时也暴露了软件企业的融资体系的缺乏。
而据信息产业部的一项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软件企业超过了5000家,绝大多数企业员工在50人以下,在许多城市,规模超过100人的软件企业屈指可数,资金、人才和产品都处于缺乏状态。软件业的特性,使中小软件企业对银行的资金借贷依赖性较强。
6月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揭晓,其中一项数据是:继2001年下滑的幅度超过4%,2002年下滑了5.89%后,2003年中国软件类企业利润率更史无前例地下滑了57%,整体销售收入也下降2%。作为“排头兵”的软件上市公司业绩也整体变“软”。用友软件2003年净利润也下降了18%,东软股份2003年净利润下降21.92%,中软股份净利润下滑了8.8%,浪潮软件的净利润也有所下滑。
软件企业集体遭遇盈利困境。调整已经不可避免。
调整≠裁员
裁员几乎是国外企业在市场低迷时期最常用的药方。而减少人员是应对市场疲软,缩减成本、提高盈利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但是企业不喜欢裁员这个词,他们说:“调整”。
一提起“裁员”大家就会把它和业绩联系在一起。很多企业都对“裁员”特别敏感。浪潮软件副总裁胡海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不承认裁员,但他承认浪潮软件正在按照年初既定的方案进行调整。
浪潮软件董事长、总裁王柏华在年初就开始在公司内外“推广”自己的“产业化观点”。他提出了“软件工厂”的产业方式,这是一个按照流水线的工作方式,遵循一定的生产质量规范,批量高效地生产标准化的软件产品组件,并对其进行组装,从而批量完成产品的机构。在这里,软件开发人员相当于传统产业车间流水线工人。
根据这一理念,浪潮各行业事业部门,将只做需求咨询,技术设计,而不做编码。一部分员工将并进入“软件工厂”做编码。
“每个企业都会不断去优化自己的思路,优化自己的做法。”胡海根承认,推进“软件工厂”和“应用平台”建设,公司内部人才、技术、组织结构随之进行整合,在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有员工离开。
对于网上“金蝶裁员”的消息,金蝶软件公司总裁徐少春认为是小题大做。他承认金蝶有调整,但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员工考核与激励机制而执行5-10%的末位淘汰制度。据金蝶内部人士透露,主要是缩减了内部的过多的行政人员。
“我每天都能感觉到危机四伏,需要防患于未然。”在徐少春看来认,在目前的竞争“白热化”的市场环境中,只有产品和技术领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此,金蝶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化组织和流程:成立产品管理部和产品创新委员会,同时任命集团高级副总裁金卓君来负责部门的整体运作。
刚开完中期员工动员大会的刘积仁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表示,今年东软不会有太大调整,东软的调整已经两三年前就开始了。
刘积仁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必要,主动裁员是更有效,会比裁员以前变得更强。“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就像一个人一样,他可能要抛弃一些东西,也要选择一些东西。”
调整势在必行。我们只看到裁员,看不到调整,因为裁员是表象,而调整需要时间验证。调整并不等于裁员。
刘积仁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裁员看成负面新闻。反而,“我不认为这个市场有什么大的问题,真正阻碍我们自己的发展,一是是否能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让我们构造一个合理的结构,另一个我们是否能够变得更成熟。”
按照他的看法,人力资源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过去的三年,中国软件市场的年增长达到了19.7%,但中国的软件企业始终没有摆脱成长的烦恼,企业规模和实力仍然非常小。美国的软件企业平均人数是300人,印度是145人,中国只有43人。
浪潮通软总裁王兴山也持有相同的看法。王兴山表示,浪潮通软的策略非常明确:坚持去年提出的“3+1战略”和“SCB理念”,走差异化道路。浪潮通软不仅不收缩,而且今年会一边优化,一边扩张,其中计划增加员工200人,总部人员达到1000人规模。
出路在哪里?
有人危言耸听地说:“中国软件行业现在需要考虑的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北京市科委姜广智处长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中国软件企业已经走出生存期,对步入成长期的软件企业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它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姜广智认为,是市场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利润的大幅度下滑。我国的软件企业大都聚集在低端的,面向行业的,定制化为主的市场上生存,中国经济的发展给软件行业带来的巨大机遇绝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拿走。同时,盗版软件也侵蚀了一部分市场,使软件业利润增长不能同整个市场的增长相匹配。
这种现象很普遍:很多企业为了争得一个项目不惜“血本”!曾有一位软件企业老总向记者“倒苦水”。这位老总认为,不规范竞争和价格战,市场上“赚名声不赚钱”,或“赔本赚吆喝”的情况很常见。因为恶性竞争、竞相压价导致软件领域也开始沦落为大白菜。软件业务的毛利率在不断下滑。
“中国的软件企业还处在一个幼稚期,如表现在软件企业的规模上,中国还没有上万人的软件企业。”刘积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中国软件企业包括东软,都还相对地幼稚,对这个产业真正的规律和发展内在的核心竞争力认识不够。对于软件企业盈利普遍下滑的状态,他认为与大部分公司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有关。
“企业成长就同人的成长一样,得到一些东西,同时就需要舍弃一些东西,不同阶段就存在不同的问题和困难,要从困难和问题中去找到抗拒困难和问题的方法。”刘积仁反复提到“企业在一个开放的、充满挑战的市场中最重要的是在夹缝中生存。”
王兴山则认为,任何行业、产业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征:赢利模式,较好的人才结构模式,成熟的市场。前几年政府的迫切推动,媒体的过热炒作给软件业套上一层光环,使得公众和企业对软件市场过于乐观,使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缺少深刻思考。而现在应该理性思考、理性调整的背后应该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时候了。
分析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我们会发展“花的比赚的多”的现象很普遍: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都取得了大幅增长,但巨额的支出费用增长“吞噬”了主营业务利润,直接导致了盈利能力下降。
现在大家都有了强烈的成本意识。在此次软件企业调整中,“精兵简政”式的紧缩调整为主旋律。
“在市场上多获15%利润不容易,在内部节省15%的利润是容易的,就看你怎么节省了。”刘积仁在公司里经常跟员工说到这样的话。他强调,2004
年东软要使规模化业务发展带来规模化效益,最重要的从内部上挖潜来获利。早在几年前,刘积仁就意识到“拧干毛巾寻找利润”。
如何提高业务的整体赢利能力是众多软件公司共性问题与困难之一,“开源节流”是众多软件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硬道理”。
应对市场变化,不同的企业思考不同的出路。如浪潮软件调整收入结构,由传统的金融、电信拓展到烟草等行业;金蝶提高技术研发能力,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提高产品的含金量,以提高竞争能力。东软则把数字医疗和软件出口作为稳定持续性发展战略的支撑。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企业都谈到“国际化”,好像“国际化”就意味着“钱”途美好。
然而,有人对这些企业的“国际化心态”表示忧思:“大部分软件企业的国际化是内需压力逼迫的,是在寻找“东方”不亮“西方”亮。然而,和中国企业争夺“软件外包”蛋糕的更多是来自印度、爱尔兰、甚至越南等地区的全球对手。如果中国软件产业和企业忽视自身的基础建设和内功修炼,国际化只能是句口号。
而且,目前国内软件出口还面临“蛋糕与胃口的反差”的现实问题。
据统计,目前全球软件外包的市场规模已达到1000亿美元。按照10%左右的市场份额计算,日本软件外包市场在100亿美元左右。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全国对日出口的总额不及10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日本市场,中国企业所能吃到的蛋糕还不到日本外包市场总量的1/10。相比对日软件外包这个大蛋糕,我们的胃口显然太小。华信软件总经理刘军曾在今年5月份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解释:中国企业自身规模有限,根本接不了大单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数百家从事软件外包的软件企业,但规模大多在数十人至数百人之间,最多也不超过两千人,这与印度和美国软件企业动辄几万人的规模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我国企业更多只能接些最底层的编码订单,而很难能够进入系统设计等业务,更别说承接包括框架设计在内的整包业务了。
“在中国几乎所有产业,包括软件行业,都在喊国际化,都在采取国际化的行动。其实,我们应该清楚,国际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重新寻求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过程,重新定位的过程,而且会发现,我们的软件行业和其他产业一样,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王兴山对此表示忧虑。他认为是国内企业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和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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