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社会,关注老年人生活质量
报告类别:调查报告
行业分类:调查
调查地点:全国
调查时间:2005年10月
样本数量:2225个
调查机构:零点指标数据网
报告来源:零点指标数据网
报告内容:
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无疑不能忽视老年人口的需要,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未富先老”的特殊型的老龄社会来说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更是关系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2005年10月14日由中脉科技集团和零点调查年度合作编制发布的《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数报告》以量化的方式,从老人的自我评价出发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清晰的描绘了中国城市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现状,第一次为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提供了一个动态跟踪的量化工具。指数的年度连续跟踪将成为我国老年事业发展现状指示的风向标。
该研究是以零点调查“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为基础,采用德尔菲专家法确立最终评价的指标体系,该体系中的三项综合指标包括整体生活满意度、当前个人情绪和主观幸福感。为了从不同维度分析老年生活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该指标体系还包括19项分项指标,并且这19个分项指标被分成针对影响老年生活的宏观社会因素的宏观指标和针对个人生活环境的微观指标两个部分。
2005年老年指数构成显示,微观指标对老年生活质量指数水平贡献较大。其中,社会安全感和个人经济状况分别是对老年生活指数水平影响最大的宏观和微观指标。2005年老年生活质量指数为67.4分,其中宏观指数66.1分,对总指数的贡献度为45.4%,微观指数得分68.7分,对总指数的贡献度为54.6%。
2005年中脉老年指数是通过零点调查在全国包括京沪穗在内的7个大中城市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入户访问而获得的。访问最终共获得有效样本2225个,调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抽样误差为±2.08%。2005年老年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显示:当前老年人有以下六个鲜明的特点。
一、平静满足,乐观期待未来
平静满足是老年人当前的主要情绪,有8成老年人表示自己目前平静满足或积极乐观。77.8%的受访者满足于现状,并且有6成的受访者对个人未来经济状况变化持乐观态度。相关分析发现,对老年人的总体生活感受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个人经济状况评价,其次是家庭生活、社会保障以及健康的满意度。在幸福感方面,78.4%的受访者感觉幸福或比较幸福,受访者认为幸福的含义包括拥有健康的身体(38.7%)、幸福美满的家庭(19.7%)和良好的个人经济状况(16.6%)
二、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会安全感的重视程度与现状满足之间的差距是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主要
负面因素考虑到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需明确问题的轻重缓急。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影响力及其评价得分的综合分析,可以确定各项指标的优先提升度。所谓优先提升的各项指标,就是对整体生活满意度影响较大、却被老年人评价为较低的指标。总体来看,目前制约老年人总体生活满意度升高的最主要的负面因素是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会安全感评价。个人经济状况评价和社会安全感评价分别是影响微观指数和宏观指数的首要因素,但是受访者对这两个因素的评价则比较低,个人经济状况评价在微观因素的10个指标中排第八位,而社会安全感的评价则在宏观指数的8个指标中排在第七位,低安全感受的老年人比例达到43.8%。这两个方面实际上都是老年人安全感缺乏的表现。
安全感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仅仅意味着治安安全还包括对社会性事务的适应能力带来的安全感以及经济充裕带来的安全感等等。老人的社会安全感缺乏主要源于居住区域人口素质低、外来人口多等问题带来的不安全感受,这个比例达到28.1%,其次是个人的经历,社会风气变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占9.7%。而经济安全感缺乏主要表现在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忧虑。在对未来的忧虑中,有17.8%表示忧虑未来经济状况恶化不能支付医疗费用,有17.6%的人忧虑疾病导致的经济困难。对经济状况的忧虑使得他们转向对社会保障的强烈关注并寄予很高的期望。
三、一线城市养老资源较充足,老年人自我保障能力强,;二线城市适于居住,其中成都最好
指标说明:宏观指标包含8个指标,其中整体社会风气评价包括对社会公平性、社会亲和力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判断;现代化对生活的影响包括老年人对新技术、新理念以及社会变迁速度的适应性;流动人口对生活的影响指老年人对流动人口的利弊进行判断。微观指标包括10个指标,其中家庭生活满意度包括家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包括对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满意度;居住环境包括对居住社区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和居住条件的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包括对个人健康状况评价、健康保健条件满意度和家庭劳动压力状况评价;生活便利性包括对社区服务、日常购物、交通出行以及医疗照料的便利性评价;自我认知包括自我评价、自我阶层评价以及个人被尊重感;消费信心度由未来5年个人经济状况预期以及对消费的态度组成
总体上,三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的老年人对于生活的宏观和微观方面更满意一些。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拥有更充足的养老资源,表现为老年人对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满意度以及人际关系的满意度高于二线城市;同时一线城市老年人的自我保障能力强于二线城市,表现为一线城市的老年人对个人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物价变动承受能力的评价更高。但是对于流动人口的评价二线城市(成都、沈阳、西安、武汉)的老年人态度更积极,在居住环境上二线城市也表现得更好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堪称是二线城市中最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城市,在很多方面如居住环境、消费信心、生活便利性、社会安全感等方面的表现甚至超过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虽然大城市的老年人享有更多的养老资源,但是也不可因此忽视由于大城市生活压力大、外来人口多、居住条件有限等情况的存在给老年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关注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需要考虑由于城市规模、性质等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问题。
四、老年人“重子女、轻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性角色弱化
在老龄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家庭代际重心已经发生转移,现代尽孝已经逐渐向社会意义转变。为了给子女创造社会竞争条件,老年人对家庭提供各种服务,付出了较多的财力物力和体力精力。本次调查显示,老年人和家人的交流频率不高,并且大部分老年人(91.5%)都或多或少会给子女进行经济支持,而且其中有1/4
(25.1%)的受访者认为压力较大。尽管如此,老年人对于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价却比较高,略高于比较满意。说明老年人“重子女,轻自己”,对子女的压力比较理解,甘愿为子女牺牲。在对家庭付出的同时,老年人考虑问题也是围绕子女转。表现在对待养老问题、再婚问题上多会为子女考虑。有66%的受访者对于第三方赡养老人的方式表示理解,在再婚问题上3成表示反对,其中1/3是担心会给子女丢脸而反对再婚。
在家庭生活中,调查显示老年人的家庭权威性角色正在弱化。主要表现在在家庭话语权方面,能够征求老人意见并听取意见的晚辈仅4成左右。同时也有数据说明老年人的家庭权威角色正在向社会性的角色转变,
83.6%的老年人表示受周围人尊重的程度较高,同时他们对于社会的尊老爱老风气也比较肯定,分值超过3分(5分满分)接近于比较满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尊老风气的良好程度也许可以弥补自身角色在家庭地位中的转变带给老年人的心理失落。但是从提升老年人自身价值入手,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用”,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也应被重视起来,这不仅是老龄化社会的要求也是解决老年人心理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五、自我养老信心不足,抑制型消费为主
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出生于建国前,在建国后经历过大锅饭的时代,在改革过程中又很少有收入高速增长的经历,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死工资”,因此这一代老年人自我供养能力低,在经济上仍然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通常依赖思想较为严重,缺乏自我养老意识,多数把希望寄托在社会或是家庭上。
调查显示,对于受访者来说在生活上目前帮助最大的是家人(56.4%)。未来最应依靠的人也是家人(65.5%)。除了家人和自已以外,也有13.6%的人认为最应该依靠政府。
经济上的信心不足,除了表现为对家人和政府的依赖还决定了老年人的消费观仍然是抑制型消费为主,表现在34%的受访者基本上只买生活必需品,7.1%的受访者是“尽量储蓄,有能力也不消费”,而仅有9%的受访者是“能花就花,不考虑储蓄”。
六、关注社会事务,但多为被动参与;生活内容单一,存在数字鸿沟
数据显示,老年人除了对保障以及安全问题比较关注以外,对于下岗就业、环保、经济发展水平等问题也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说明这一代城市老年人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度和关注度都是比较高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内容比较单一、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状况比较严重,表现在85%的老年人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电视,61.8%的老年人的生活中家务劳动成为主要内容。说明老年人的休闲生活过分依赖媒体,被动接受多,对文化娱乐活动和公益活动参与得较少;也说明他们还缺乏休闲的心理准备和休闲技巧的储备,还不会享受闲暇。
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数字鸿沟比较明显,表现在老年人的家庭现代化设备的拥有率和使用率都比较低,除了电视以外,电脑、手机、数码相机等的拥有率都不高,最高的手机拥有率是40%左右,但是会使用的比例不高。
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性较少、生活内容的单一以及较深的数字鸿沟使得老年人的适应能力不高。调查显示,在对于新理念、新意识的适应性以及对于社会变迁速度的适应性上都有近1/3的受访者表示适应比较困难。
占人口10%的老年人群无疑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回顾2005中脉老年指数的构成却发现老年人的生活存在许多不和谐因素,老年人在对于国家地位、国家经济发展等宏观环境表示了很大程度的肯定和认同的同时也对流动人口、社会安全感等给出了较低的评价。在微观因素方面老年人对于家庭生活质量、生活便利程度、个人健康状况等评价较高的同时对于自身地位认知则较低,以及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担忧和比较保守的消费信心。因此在肯定老年人的积极乐观心态的同时,也需要注意给老年人创造更好的途径融入社会生活,提升老年人的人际关系广度和深度、提高自身社会地位,从而推动老龄群体以及社会以更积极的态度实现积极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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