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胳

报告内容：

　　一、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及脉络分析

　　在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的理念是与其民主制度的形成相伴而生的，在政治学层面上来看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在社会发展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发展的主流思想是“社区发展”，主要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城乡社区的基础设施。当时的“参与”主要是动员和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建设并管理这些设施，支持开发当地居民的能力，鼓励他们在社区事务中发挥作用。社区参与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逐渐得以倡导和实施。旅游业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欠发达社区的开发，因此，对社区参与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带有这种倾向。

　　对社区与旅游关系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的。许多社区和地区把旅游看做是一个简单叠加在社区上的分离层。以这种观点从事旅游就一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它在把旅游整合进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时失败了(Gunn，1994：16)。近年来，对旅游潜在的消极影响(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的认识增加了(Gunn，1994：18)，并进一步认识到旅游规划的重要目标是把社区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旅游整合到一起，而社区是影响旅游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此类相关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旅游发展与社区的相互关系、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Taylor，1995；Joppe，1996)。

　　公众参与作为一项政治行动已经修正了影响社会变迁、环境保护的现存制度和规划程序(Murphy，1985：172)。相对于传统的规划方法而言，赛肯斯(Seekings，1980)提醒大家要记住整个社区并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同时，墨菲觉察到更一致的意见超出一般想象地存在于参与者群体中(Murphy，1985：172)。这是两位专家早在1980年就形成的看法。墨菲1985年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观点，其写成的《旅游：社区方法》具有先导意义。他在该书中阐述了旅游业对社区的影响、社区的旅游参与，探讨了如何从社区角度开发和规划旅避。他认为旅游是一个社区产业，是旅游产品的重要成分，该产业把社区作为一种资源，把它当作产品出售，并且在此过程中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他的社区方法强调社区居民参与规划和决策制定过程，目的在于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规划，使当地居民的想法和对旅游的态度反映在规划中，以减少居民对旅游的反感情绪和冲突，以便规划实施。

　　自墨菲始，西方背景的学者最先是将社区及其旅游参与当作一种旅游规划方法纳入研究视野的。在东道社区中所做的大量旅游影响和居民态度的研究“已经成为增加公共参与的一个要求，尤其是，一个带有更多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Keosh，1990)”。社区旅游作为一种发展旅游的方法，意味着受益人被鼓励参与自身的发展，通过动员他们自己的资源，明确自己的需要，并作出他们自己如何参与的决定(Stone，1989：207)。西方学者们认为社区方法指的是当地社区最大限度地参与旅游规划和旅游决策过程，并达到一定的可行性和合意度，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实际发展和旅游管理中，并实现社区的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1nskeep，1991：29)。进而认识到社区是目的地增长管理中特有的重要因素(Simmons，1994)，把社区导向看做旅游规划的发展阶段(WallC.，1997：42)，并从社区参与的视角研究合作理论在旅游目的地规划和发展中的应用(Tazim，etsl，1995)。至此，社区参与作为一种规划方法已经深入人心。

　　国外社区参与研究是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同步进行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符合许多旅游研究所强调的社区和参与理念(WallC.，1997：43)。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对于旅游作为经济发展和增长工具的观念发生了转换，对旅游所带来的增长方面的认同是因为认识到更负责任的、全面协调的旅游发展是社区共同分享的收益。评估社区对于旅游发展的敏感性是朝向可持续性的旅游规划的第一步(Pigrain，Wahab，1997a：4)。在规划过程中，如果没有受其影响的居民的直接支持和参与，可持续的旅游将不能成功实现。设计出有效的手段来允许居民参与旅游规划过程并鼓励其踊跃参与这一过程对可持续的旅游发展是首位重要的(Pigram，Wahab，1997a：5)。在旅游发展中社区担当的一个更伟大的角色是对于旅游方案进行彻底的仔细审查，帮助完成可持续性的目标(Pigram，Wahab，1997b：23)。

　　要使旅游持续发展，社区持续受益，还必须考虑旅游者的利益。一个确定的难题是当变迁持续来临时，目的地社区如何能够保护和增强未来的旅游者的机会。这也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和克服的挑战，这种挑战本身也在旅游者行为模式和类型的进化、当地社区对于旅游的态度的进步和技术及营销机会的变化上显示出来。旅游必须能够提供与当地环境、社区态度和文化相协调的产品，由此社区将成为旅游发展永久的受益人，而非受害者(Wahab，Pigram，1997：279)。因此，社区支持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要素(Butler，1997：122)。

　　国外对社区及公众参与旅游规划的实际操作层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提出了市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各种技巧，如管理者导向的技巧，包括信息交流、教育和支持的培养；市民导向的技巧，包括补充决策、代表性的输入(主动的过程)、代表性的输出(被动的过程)(Marien，Pizam，1997)。还具体到了参与项目评估的反馈机制，如史密斯提出了评估公众参与的程式侣mith，1984：257)，如表1所示。

　　人们越来越关心社区怎样回应旅游、怎样与旅游共处，好的长远旅游规划必须更深刻地理解在蓬勃的旅游现象面前社区怎样做出反应，并以此为指导。《旅游社区关系》(Pearce，Moscardo，Ross，1996)一书旨在发展一种对社区旅游反应的理解，作为未来旅游规划、旅游项目发展和源于旅游增长的地区经济方面的应用文献。作者在社会表象法的研究中格外强调主位(emie)研究方法，并研究了社区冲突管理的方法。还认为理解社区旅游关系的重要性也是生态可持续发展(ecolodcally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核心目标，并对生态的可持续的旅游目标及其特性进行了分析(Pearce，Mffoscardo，Ross，1996：7)。其在分析社区表象法的过程中，对社区参与的关键成分从几个维度进行了建构(见表2)，这表明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已经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但在社区参与愈来愈受重视的时候，也受到了来自学者们(尤其是旅游学者)的质疑，尤其自20世纪末期，这种反思的声音多了起来。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存在着操作上的、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局限性，虽然并不平均地出现在每一个旅游目的地(Tosun，2000：613)。图逊(Tosun)指出：明确地叙述和执行参与旅游发展方法要求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有一个同时涉及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结构的整体变迁，因为以完备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平衡为基础的政治选择和合理决策是以周密的救助、大型国际捐赠结构的协作、NGO组织、国际旅游经营者和跨国公司为要素的。

　　对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参与的提倡多停留在字面上，而非落实在行动上。1994年世界旅游组织(WTO)在做了25个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旅游规划的案例研究后，发现其中只有一例——斯里兰卡的旅游规划，考虑了社区磋商(间接的或象征式的参与)，成立了由当地利益群体和中央政府在当地的代理商共同组成的旅游委员会(Tosun，2000：614)。可见，社区参与没有落到实处，大部分是一种建议性的。社区旅游作为一个可持续的旅游规划方法，它只能建立在个人拥有公民权的机会和责任的现代公民社会中(Potts，Hardll，1998)。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离真正的公民社会的距离还很遥远，这也是社区参与难以落实，并因之受到质疑的深层原因。

　　正是因为社区参与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还不强，人们开始反问：社区方法，真正起作用吗(Taylor，1995)?为谋求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学者们更加寄希望于社区参与发展方法。但旅游继续被政府而不是社区利益所控制，应亟需评估这种称作社区驱动旅游发展计划的可操作性，以确定当地居民在何种程度上真正分享了游客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因为他们显然承受了与旅游相关的大部分代价(Joppe，1996)。彼特(Petty，1995)对社区参与划分成了象征式参与、被动式参与、咨询式参与、因物质激励而参与、功能性参与、交互式参与、自我激励式参与7个层次(黎洁，赵西萍，2001)，在实际参与中，大多只是停留在象征式参与和咨询式参与两个层次上。社区冲突的存在，也减弱了参与实现的效度。表面上软弱的社区却拥有与生俱来的力量，拥有来自本土的知晓自身资源及其潜力的能力。在对于资源酌处置中，社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它拥有旅游要求和利益目标，希望能够得到和游客等同甚至更高的待遇(Boniface，1999：295)。

　　对于社区参与旅游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研究的内容丰富，外延广泛，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实践经验。研究的地域多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讨论也有，但一般仅是辟远之地。研究内容主要有旅游发展与社区的相互关系、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Taylor，1995)，还涉及参与的机制、模式、类型、意义，并上升到对社区参与理论的反思。梳理国外社区参与旅游的有关研究，整体而言存在这样的发展脉络：

　　●旅游业发端之初，社区及其居民并没有进人人们的视野，这方面的研究是缺失的；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社区开始被当做旅游规划的要素、旅游规划的方法加以考虑；

　　●伴随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推进，社区参与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加以考虑；

　　●当更主位(Emic)的视角出现时，社区参与开始作为社区发展的需要纳入进来，并出现了对于社区参与的有效性的反思和质疑。

　　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历程及特点

　　《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中译本(张广瑞，1998)的发表表明，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旅游增长不能仅仅依靠资源开发和牺牲环境来维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可持续的旅游发展途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动态关系。从社区角度来思考旅游开发问题有可能为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找到可行的途径(唐顺铁，1998)，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就是旅游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机制(刘纬华，2000)。在生态旅游研究中，总结和介绍了国外许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研究和例证(万绪才，朱应皋，丁敏，2002)，认为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开发要进行全方位参与，才能分享旅游带来的各种利益，才能有助于生态旅游的成功。

　　在理论分析方面，有的研究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形成最终意见、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黎洁，赵西萍，2001)。在多理论探索和多学科渗透研究原则的指导下，提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范式，并在此范式指导下，对社区参与的动力、社区参与机制以及社区参与的公平分配等问题提出尝试性的解决方案(刘纬华，2002)。为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防止旅游地衰落和旅游地社区解体，社区应该全面参与到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当前，社区参与需要在旅游规划、旅游地环境保护、旅游地社区文化维护等三个方面得到加强(胡志毅，张兆干，2002)。

　　在实践中，我国的社区参与远未实现，不仅社区参与程度较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动参与状态，缺少一种激励机制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诸葛仁，陈挺舫，特里·德拉西，2000)。

　　研究者对社区重要性的认识，主要以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获得经济利益，是促进社区居民保护旅游景区环境的前提。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利益冲突，对环境保护会造成负面影响，故要拓展多渠道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杨桂红，2001)。有的研究在介绍国外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例证时，进一步指出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开发要进行全方位参与，才能分享旅游带来的各种利益，才能有助于生态旅游的成功(万绪才，朱应皋，丁敏，2002：70—71)。正因为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和旅游者的积极态度可以减少旅游交往过程中旅游者心理的不确定性，所以学者们积极推动社区参与本地的旅游发展。当然，学者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当地居民只有在享受到旅游发展给其带来的利益的前提下，才有主动与旅游者交往的动机(张宏胜，2002：22—23)。在大部分研究出于关注旅游业才进而重视社区时，也有的研究把目光投向社区发展，并结合实际案例深入阐明了社区力量的重要性(文彤，2001)。

　　规划学者也开始关注居民，倡导社区参与(保继刚，2002；张建萍，2001；吴必虎，2001；刘明，2001)，并开始注重社区参与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保继刚，2002；张伟，吴必虎，2002)。2000年，在由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持的《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中，首次通过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分析并确认了桂林旅游发展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主要有5类：游客，外地旅行社，商业部门(包括景点开发商、正规的旅游服务企业、非法商业行为)，当地的居民，政府管理部门。规划中明确指出当地居民是桂林旅游发展的主体，他们不仅是旅游业的最终受益人，也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当地居民参与管理、得到利益，才能消除居民、发展商、游客的潜在冲突，消除旅游业发展的潜在阻碍(保继刚，钟新民，2002)。另外，张伟和吴必虎尝试将利益主体理论应用到四川省乐山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过程中，讨论了我国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区域旅游发展规划中的应用途径(张伟，吴必虎，2002)。

　　目前国内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偏重于理论和宏观的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同时，有关的研究大多沿袭西方的思路，仅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真正原创性的、得源于中国现实特点的理论探讨相当欠缺。加上我国在实际规划过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体现社区参与的精神，因而对西方理论和本国理论的探讨既不够深入又难以与现实接轨。在看待社区旅游的观念上，东西方学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国内学者更看重它对旅游发展的实用性。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社区是为旅游服务的。或者，这是因为中国的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认识还处在西方的某个发展阶段上。

　　三、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对国外社区参与研究脉络和国内社区参与研究进展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国内外社区参与研究的共同点为：从缺失到凸显

　　社区参与都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旅游业发展的最初阶段，社区的主体地位是被忽略的，社区参与是缺失的。旅游规划和旅游管理学科的研究目光往往集中于景区、旅游企业的规划和管理。以往的旅游区规划主要侧重对景观、景点的物质规划，而对社区居民考虑不够。这样的规划也缺少了当地居民和社区支持，致使规划的总体目标难以达成，规划也难以落到实处。同样，对旅游目的地或风景旅游区管理的研究，对社区及其居民的管理很少涉及，他们大多处于被忽略状态。

　　而在实践中，大部分景区都牵涉到当地居民，处理好景区与社区居民的关系，成了开发商在旅游管理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认为旅游开发对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旅游者与居民的交流(交融)程度，而旅游者与社区相互作用的形态、领域和持续时间是决定当地文化变迁的关键指标(崔凤军，2001)。但对于社区旅游目的地而言，景区的管理、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和方式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至此，社区及其居民成为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对社区参与的分析和探讨开始重视起来，社区的主体地位也得以凸显。

　　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理念，但更是社区与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事实上，没有人天生愿意关注到弱势群体，除非有用，要么是有正向作用，要么是有反向阻力。当社区意识到自己社区生活本身是一道展示给游客看的重要景观，而社区的需求却被长久忽略时，社区的反抗和抵制心理便油然而生，这是社区参与产生的诱因之一。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强势群体开始给予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机会。研究者出于对关怀弱者和保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思考，开始深入研究社区参与。

　　(二)中国与国外研究所处的阶段和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存在一定距离

　　西方的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由来已久，而我国的大多研究处于初始阶段，二者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我国社区参与研究一般是在西方的基础上作出反应性的分析，囿于西方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思路，真正从中国社会文化特点出发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缺乏。

　　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深人中国旅游社区内部探索其自身社会文化系统与旅游参与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者应从居民的地方性知识出发，寻找居民对自身生活的表述和解释，逐渐接近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真相，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参与的理论框架及其有效模式。这是本土学者为国际理论界提供的中国的经验研究和理论解释。在研究过程中，要和以往从西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中国的旅游实践中得出一些结论，少做理论预设，也就预防了资料选取上的目标指向性和解释中的倾向性。如果得出的一般性的结论日后能够应用于非中国的社会，这将是中国旅游学界为国际旅游研究做出贡献的一种尝试，是对国际旅游学的丰富和发展，并能拓展中国学者的世界发展空间，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有所贡献。

　　(三)只有协调好旅游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凸显社区的主体地位

　　旅游业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中隐含了新的发展理念，是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延伸。社区旅游的发展还涉及到社区以外的“参考群体”，还要看社区在这些群体中的相对地位如何，以及利益分配的机制如何。只有给予社区在利益上的充分考虑，将其作为主要的利益主体，公平地分享旅游收益，才能实现旅游发展的目标，并使旅游发展目标与社区发展目标一致起来，避免利益方的冲突。在实际操作中，不仅仅把社区当作社区旅游业的一般利益相关者或协调参与者，而应把社区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主体。

　　为了实现旅游业各方的利益诉求，协调好社区与地方政府、开发商、旅游者等之间的关系，管理好旅游景区，学者需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进行思考，尤其要把社区居民这一相对弱势的群体作为重要的利益群体、开发主体和管理主体来对待。同时，旅游活动的复杂性、社区生活的丰富性以及地区间的差异性又对研究提出了很高的实践要求。显然，旅游业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相关学者对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进行实践探索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