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可信的人

报告内容：

　　零点调查&指标数据合作于2006年4月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公众信任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半数（51.2%）的中国公众认为周围大多数人讲诚信，其中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加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农村居民57.6%，城市居民40%）；信仰佛教的公众对周围人的信任度高于无宗教信仰者（佛教信仰者57.7%，无宗教信仰者46.9%）。公众对教授、中小学老师、法官等专业人员的信任度最高，对保险推销员、演艺界的名人、导游等服务业人员的信任度最低。

　　此次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新乡、晋中、泸州6个城市和诸暨、桐城、彭州、高碑店、临湘、楚雄6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地区的18－60岁2180位常住居民进行的入户访问。数据结果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加权处理，在95%置信度下本次调查抽样误差为±1.17%。

　　半数居民认为大多数人讲诚信，农村居民对社会的信任评价更高

　　目前关于中国人信任度的调查已较多。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哈特1990年主持“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发现，在被调查的41个国家中，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达60%，排列第四，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1996年英格哈特进行了新一轮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仍有超过50%的中国人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本次调查发现，有51.2%的中国公众认为大多数人可信，若以英格哈特的数据为参照，此次调查表明中国仍是高信任度的国家。

　　调查结果还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对周围人的信任度高于城市居民。有57.6%的农村居民认为“大家都讲诚信”或“大多数人讲诚信”。相应地，该比例在城市居民中只达到了40%。由于我国农村地区仍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遵循“因亲情而信”的模式，并且社会流动性小，因此人际信任度较高。相反，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的加速，城市居民的凝聚力和社会联系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脆弱，人与人之间的诚信越来越受到质疑。我国城市中单位的解组、严重的社会分化、频繁的社会流动都在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趋向区隔化、碎片化。因此，强化市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重建社会团结的文化，重建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和相互接纳意识已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任。

　　教授是最可信的人，演艺界名人、保险推销员、导游的可信度低

　　调查显示，中国公众的专家信任情结较强。公众对教授、中小学老师、法官的信任度位列前三位。专家拥有较强的专业知识，是科学与理性的象征，专家信任本质上是对科学的追求与崇拜。

　　保险推销员、演艺界名人、导游等服务业人员的信任度最低。保险推销员、导游是保险业和旅游业的形象窗口，是这两个行业与社会接触的端口和桥梁。因此两者的诚信度直接影响到行业形象和行业的未来发展潜力。演艺界名人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示范作用，对社会的影响范围较广。因此演艺界名人的信任度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居民对各职业人群（法官和公务员除外）的信任度普遍高于城市居民。这种差异在对私营企业主的评价上尤其明显。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农村私营企业的早期发展与私营企业主自身的社会资本是密切相关的。由于私营企业主拥有较高的信任度（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才能完成借款、贷款、合作等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高信任度是农村私营企业主的内在要求。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是，农村私营企业主由于在当地拥有相对较高的经济资本和职业声望，同时较多的农村私营企业主也开始重视对当地社会的回馈，如修桥、修路、扩大当地人就业等，这种较高的地位和声望必然影响到对其信任度的评价。相应地，在城市中由于职业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私营企业主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声望并不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村居民对私营企业主的评价比城市居民高，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公众对私营企业主的信任度评价仍然是较低的，信任度得分转化成百分值后，私营企业主仅得61分，刚达及格水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居民对法官的信任度评价较城市居民低。这其实反映出农村基层的法律建设与城市相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体而言，当前农村基层的法律建设还是很薄弱的，包括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人员素质等。这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矛盾激增，急需加强法治建设是相矛盾的，也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理念、基本要求不一致的。因此，反映在此次调查中，造成了农村法官的信任度较城市法官低。

　　信任是社会的粘合剂，是人际和谐的支持要素，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顺着向和谐社会发展的思路，目前我们仍需积极加强社会的信任建设，以提升整个社会的融合力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