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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512监测项目结果发布

报告出处：零点  发布日期：2008年06月13日 15:35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组成的“5.12地震灾区居民生活监测”项目组于2008年5月30日—6月3日期间，深入灾区，针对灾区居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访问工作，希望获取灾区居民的生活感受、心理感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及对未来生活预期和需求等方面的第一手数据。本次调查得到了以下一些主要发现和结论：

　　生存和社会治安问题得到保障，重建家园和上学成为迫切关注的问题

　　截止到调查实施时段，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在5级量表评定下，受访居民对安置点的环境卫生、饮食条件和衣着状况，均给予了3分及以上的评价。目前，居住条件是生存条件中最需要着力改善的环节。对于安置点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医疗救助条件，受访群众给予了3.2分的较高评价。

　　当然，在实施调查时段，灾区群众对于“人身安全”问题还存在较大的忧患。其中，对“余震是否会再次发生”的提及率最高，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提及率均接近50%，比对传染病、堰塞湖决堤、社会治安的提及率高一至三倍甚至更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地震带来的恐惧心理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消除；另一方面是由于传染病、堰塞湖决堤、社会治安等因素，在政府的大力扶助下是可以预见和控制的威胁。

　　尽管对人身安全问题还存在忧患，灾区居民已经开始思考灾后生活恢复问题，想到今后的生活，成年灾区群众最担心的事情分别是生活保障（40.2%）、财产和住房补贴（29.1%）、恢复工作和生产（10.5%）；未成年人最担心的是恢复上学（43.6%）、同学/朋友/老师们的安全（20%）以及生活保障（15.5%）。

　　灾区居民对于重建家园和恢复上学的迫切关注反应了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灾区居民尽快恢复生活需要外界有力有效的援助。针对灾区居民的援助需求调查显示：灾区居民整体上对解决住所（55.6%），基本生活用品（51.3%），恢复工作和生产（30.3%），财产和房屋赔付（25.9%）等问题的需求较大。其中，地震中房屋等物质财富损失不严重的受灾群众，对医疗救治服务、心理专家帮助、非心理专家的倾诉对象的需求相对更高。

　　灾后重建，需要引导灾区居民将“生产自救”决心转化成持久行动力

　　大灾之后生存下来的人们，将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问题。当前，政府支持（中央政府54.9%，地方政府28%）、自我救助（51.6%）、社会捐助（19.4%）以及亲朋邻里互助是当前灾区居民解决生活困难的主要途径。但是，对于自身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所应担负的责任，灾区居民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和预期，绝大多数灾区居民已做好了“生产自救”的心理准备（83.4%），对于中央政府（54.9%→37.5%）和社会救助（19.4%→3.1%）的预期依赖程度都有明显下降。
研究人员认为，中央政府的支持力度、社会各界的援助热情和规模等，必然会随着时间和灾后重建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如何引导灾区居民生产自救的良好心态不受外界支援情况的变化而波动，如何帮助灾区居民保持这一决心，提供必要的外力援助帮助他们将其转换成长久行动力是关键。

　　灾后重建，需要引导灾区居民形成客观理性的心理预期

　　如果说救命是“抢时战”，那么灾后重建则是一场“持久战”。唐山重建，以举国之力花费了10年时间。10年间，这座被7.8级地震荡平的城市，经历了窝棚唐山、简易房唐山和现代化新唐山几个阶段。由于汶川地处高山区，地震后诱发了滑坡、崩塌、泥石流、不稳定的堰塞湖等类型复杂的地理灾害。同唐山大地震相比，治理时间将会更长、难度将会更大，6月3日四川省发改委发言人宣布，四川灾区重建时间暂定为8年。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灾区居民对于灾后生活有着很高的信心（33%人表示非常有信心，55.3%的人比较有信心）。与较高生活信心度相呼应的是，高达46%的受访者非常乐观地预计在半年之内生活将会恢复正常；11.1%的人认为恢复时间是半年至一年时间；9.8%的人认为需要1-2年的时间；仅有21.5%受访者认为恢复正常生活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即便是在房屋倒塌的居民中，也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1.7%）认为在2年之内生活可以恢复正常。而在房屋没有损毁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则高达81.3%。

　　研究人员认为：对于家园重建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灾区居民需要有清晰客观的认识。灾区居民对于灾后生活的高度信心是把“双刃剑”，需要慎重对待。合理的信心度下，会激发重建的热情和动力，而过度信心之下产生的对于未来生活的不切实际的预期受限于客观条件不能实现时，容易引发群体性的失落、失望、不满等负面情绪。在当前条件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需要引导灾区居民形成对于灾后生活的合理预期。

　　灾后重建，民众和舆论需要给予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更多信心和信任

　　当被问到对于各级政府和其它组织或个体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是否满意时，灾区居民普遍给予较高的评价。在4级量表的评定结果之下，中央政府获得了3.86分的高满意度评价，民间志愿者、国际救援队、其它兄弟省份、邻里乡亲等，所获得的满意度分值均在3.5分以上。相对而言，灾区居民对本省地方政府及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在抗震救灾工作中的表现打了较低的分值（分别为3.15分和2.95分）。与此相对应，经历此次震灾之后，受访灾区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进一步加强，而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则明显不及中央政府，特别是那些在震灾中痛失亲人的人们。在4级量表评定结果中，中央政府获得了3.92分的信任度评价，而地方政府仅获得了3.11分。

　　研究人员认为：造成这样分值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应急反应系统不完善甚至是不存在，难以应对这样惨烈的自然灾害；其次，本省地方政府和当地基层组织同样是此次地震灾害的受害者，他们同样遭受着房屋毁损和人员伤亡，必然会对其应急反应能力和救援活动的展开造成客观影响；再次，震灾中大量校舍倒塌导致学生伤亡惨重的事实下面可能隐含的工程腐败问题，也是影响灾区居民对于地方政府感受的重要原因之一。灾后漫长的重建工作中，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是各项工作的具体规划者、实施者、行动者，他们肩上担子很沉重。民众和舆论的信心与信任，相信能转化成他们更持久的的行动动力和更好的行动效果。

　　灾后大规模心理援助具有主动性、广泛性、长期性和泛化性特点

　　在灾难之后，灾难事件的幸存者经常会出现“创伤后综合症”。本次调查显示，高达66.7%的成年人具有强烈的压力感，33.1%具有较高的忧郁哀伤情绪。其中，自己和亲人都受伤的成年居民（66%）以及失去亲人的成年居民（57.7%）具有更为严重的“创伤后综合症”。在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42.3%的人仍处在地震发生的心理冲击影响中，22.1%受到地震的影响比较大，应当予以特殊关照。

　　但是，截止到我们调查时间，仅有9.9%的受访居民接受过心理援助。值得庆幸的是，表示接受过心理援助的居民中，超过八成（80.6%）人对于心理援助的效果表示肯定。并且灾区居民普遍认为目前最需要接受心理援助的人群是儿童（78%）、失去亲人/朋友的人（70.6%）和伤残人士（62%）。

　　研究人员认为：群体性大灾害的心理援助工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心理援助客观需要和主观需求之间存在落差。本次调查中，很多经测试需要心理援助的受访者并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需求。根据灾后心理变化的周期特点，灾后群体性负性情绪一般会在3个月后出现，在此之前受灾民众往往处在对灾害的应激反应情绪之中，这就需要专业人士提前预见并实施干预。其次是心理援助对象的广泛性。需要接受心理援助的不仅仅是灾区民众，还包括参与救灾的人员，如士兵、警察、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等，甚至包括部分非灾区普通人群。再次是心理援助的长期性。特别是针对那些痛失亲人者、那些在灾害中致残的人士，以及那些在灾害中失去父母亲人的孤儿，心理援助也许是需要终其一生的。最后是心理援助行为的泛化性：援助行为应该泛化至被援助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施援助的人可以是专业的心理学人士，也可以是被援助者的老师、家人、同事，甚至是邻居。只要具备一定的意识和技巧，人人可以援助别人，同时接受别人的援助。研究人员认为：应该基于灾区居民心理援助工作的特点，探索有效的心理援助模式；利用有限的专业资源，通过有效培训方式，发挥志愿者力量，发挥灾区居民自身力量，使得灾区人民尽快重建心灵家园。

　　生命救援阶段优秀表现拉动受灾群众政府管理信心度提升

　　参与本次调查的地669名成年受灾居民中，累计有70.6%受访者表示在地震发生之后的48小时内，当地政府就组织实施了有效的救援行动；67.4%受访者表示在地震发生之后的48小时内，专业救援力量已到达现场实施有效救援。即便是在地震灾害中痛失亲人的灾区居民，对于当地政府组织救援行动的及时性，同样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也许，普通居民很难分清专业救援队伍与大量的、自发的民间救援力量的区别，但是，他们的回答表明，大灾之后最短时间之内，生命救援已经开始，灾区居民不是独自承受灾难。

　　结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历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中的数据，研究人员认为：生命救援阶段政府快速反应和高效组织能力拉动了灾区居民对于中央政府管理信心度的全面提升。2007年，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管理国际事务和管理社会事务的信心度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5级量表评定下的分值分别为4.04分、4.1分和3.74分。此次针对灾区居民的三项调查分值分别达到了4.2分、4.33分和4.26分。

　　灾害预防管理体系建设成为受关注的管理议题

　　此次的灾害发生地位于地震发生较为频繁的地震带，地震是当地常见的自然灾害，然而，有超过六成的被访者“不太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地震逃生、救援等方面的知识。从不同年龄组来看，17岁以下未成年人对地震救援、逃生的了解程度反而最高，其次是18-35岁的人群，36岁以上的人群普遍知识不足。学校教育对促进灾害救助知识的普及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如何寻求学校教育之外的可行途径，建立有效的社会化灾害教育与培训机制值得思考。尤其应加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承担较大社会责任的36-55岁人群的防灾应急知识的普及。

　　根据世界各国灾害救助经验，按照灾害救助及时性的一般顺序基本上是自己→亲友→周边人员→政府→其他（志愿者、国际救援等），群众自救与互救是挽救生命和减少财产损失最有效途径，这就对灾区居民的科学自救与施救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然而本次调查显示，灾区人民有限地震知识主要是通过“日常谈论”（44.7%）、“新闻媒体”（35.1%）、“书籍/网络等”（35.1%）这些非正式的宣教渠道获得，而“学校教育”（24.1%）和“政府部门宣传”（11%）这些正规的宣教途径的提及率则相对较低。研究人员认为：政府应当有着居安思危的意识，系统地承担起灾害防护和救助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而非主要靠民间舆论、新闻媒体的非规范性、非系统性传播。

　　关于本次调查的技术说明：本次调查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于2008年5月30日至6月3日在成都、绵阳、都江堰、彭州、安县和绵竹6个地区，针对889名受灾居民（16.4%为住在自己家中的本地受灾居民；39.5%为住在帐篷中的本地受灾居民；14.1%住在帐篷中的外地受灾居民；另外1.8%为投亲靠友的外地受灾居民）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访问。其中，包括220名10至17岁的未成年受灾居民，669名18岁及以上的成年受灾居民。

　　特别感谢：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调查提供了大力支持；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应急研究基地为本次调查的应急管理部分提供了专业意见；
　　美国国际整体暨自然医学学会为本次调查提供了灾后心理测量及数据解释方面的专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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